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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4期目录摘要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19-10-21 10:22:00

社会保险缴费与竞争中性偏离——对征收体制改革过渡期政策的思考                              

郑 秉 文

在回顾2018年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过程的基础上,文章对竞争中性原则进行了概念辨析,并运用竞争中性理论对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社会保险存在“税收非中性”,主要表现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实际缴费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民营企业参保比例低、缴费水平低、对监管中性非常敏感。文章认为,国有企业可获得优惠价格生产要素,合规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民营企业则以较高的价格获得要素资源,只能以“低价”参加社会保险或不参保,这两个板块构成“竞争中性偏离”的二元生态结构。2018年征收体制改革相当于对民营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实施“监管中性”,从而提高了民营企业成本预期,引起民营企业抱怨,这是中央做出征收体制改革暂缓的主要原因。文章建议,利用大幅降费的机遇,规范企业缴费行为,同时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对两个板块采取逐步向竞争中性收敛的政策。

 

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新模型及实证检验                             

穆怀中 陈 曦

文章立足于基础养老保险缴费适度水平的理论模型探索和实证检验,提出养老保险缴费率以不超过老年人口比重系数为适度上限标准,以“老年人口比重”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主要指标,构建基础养老保险适度缴费率新模型,解决现行收支平衡缴费率模型不能确定基础养老保险适度缴费率等问题。通过对新模型的合理性检验发现:(1)2018~2050年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适度区间为12.00%~15.74%,长期平均适度缴费率为14.62%;(2)依据缴费适度水平推导得到给付适度替代率模型,确定给付适度水平随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而降低,城镇职工基础养老保险适度替代率由2018年的41.64%降低至2050年的26.04%,既能够契合企业缴费可承受能力和转轨过程中代际转移养老责任下降规律,也能够满足老年人口基本保障需求;(3)新模型基础养老保险适度缴费率实现了缴费与给付适度性均衡、养老金水平与劳动年龄人口可支配收入水平均衡、养老金给付与保障基本生活目标均衡。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新中国70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分析                    

杨菊华 王苏苏 刘轶锋

文章利用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采用时空双重比较视角,梳理了新中国70年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历程,浅析了基本原因。结果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1)中国人口老龄化经历了“孕育—稳升—速升”3个发展阶段。(2)老年人口的结构性差异贯穿于70年全程,但高龄化、尤其是女性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城乡倒置经历了“缩—扩”的变动模式;东北地区在“东部领跑、中西加速”模式中后来居上。(3)多数省份的老龄化进程为“低起点—高增长”模式。(4)经济社会发展是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动因,并通过低生育、长寿命和人口迁移作用于年龄结构“金字塔”的底部、顶端和中部,共同推动人口老龄化进程。未来一段时间老龄化还将继续向纵深发展,成为人口常态。在家庭结构深刻变化、养老功能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家庭、社会、政府如何携手应对,成为新时代重大的民生议题与挑战。

 

养老保险、消费差异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邓大松 杨 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养老保险、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三者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养老保险对中国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消费差异损害了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2)养老保险能够缓解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消费差异既可以直接降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也可以通过生理健康剥夺和差异感知形成相对剥夺感,造成农村老年人心理上的悬殊差异而影响其幸福感。另一方面,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心理获得感和收入分配效应给农村老年人带来更高幸福感,进而缓解了消费差异的幸福“挤压”。(3)年龄大、在婚、初中及以上学历、健康状况好、金融资本多、获得过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更幸福。

 

中国低保人口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高向东 王 晶 王新贤

文章基于中国县级低保数据,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低保人口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低保人口规模在“胡焕庸线”两侧呈“西少东多”态势,83.5%的低保人口分布于东南半壁,低保率则呈“西高东低”态势,西北半壁的低保率达10.9%,东南半壁仅为3.9%。(2)全国低保人口规模和低保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低保人口总量由西向东递减,西部地区的低保人口总量占全国低保人口总数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使低保人口的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3)低保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其空间集聚趋势在弱化,低保率的热点区与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高度重合,且大部分位于“胡焕庸线”的西北半壁,冷点区域则集中分布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渤海湾北岸的唐山到雷州半岛的东部沿海地区。(4)从影响因素来看,海拔对低保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GDP和人均受教育程度对低保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不一致的城乡利益分享与不同步的城镇化进程                           

李 恩 平

文章在区分了城乡收入利益和消费利益的基础上,考察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之间城乡利益分享机制及城镇化进程差异,得出以下结论:(1)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有利于城市的倒U形变化,城乡消费差距存在从有利于农村到有利于城市的?形变化。(2)劳动人口城镇化受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影响显著,而非劳动人口城镇化受城乡消费差距变化影响显著,呈现城乡市场—家庭可分的城镇化模式,形成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城镇化差距先升后降的倒U形变化。(3)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由劳动人口主导的欠发达前期、劳动与非劳动人口并重的中等发展跨越期和非劳动人口主导高度发达后期的阶段性差异,也对应了人口城镇化的不同政策需求。

 

恩格尔系数与居民收入——扩展Working-Leser模型研究                                      

陈 梦 根

文章以中国1980~2016年的城镇和农村数据为样本,从时间维度探讨恩格尔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及恩格尔系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基于Working-Lese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恩格尔系数与收入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引入食品价格构建的扩展Working-Leser模型也支持了恩格尔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表现为恩格尔系数随居民收入上升而下降,而且食品价格与恩格尔系数显著正相关,若纳入其他控制变量,收入水平和食品价格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有所弱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样本期内中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大多数年份下降,但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变动表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二者受不同因素的驱动。GDP增速、收入与消费水平对恩格尔系数变动具有反向作用,而食品价格、人口城镇化率、第一产业份额对恩格尔系数变动具有同向影响。

 

中国老年人生活自理健康预期寿命的多状态模型分析         

吴炳义 武继磊 于 奇

文章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8、2011和2014年数据,以65~99岁老年人口为目标人群,利用插值马尔可夫链方法,计算了分性别年龄的老年人口不同健康状态间的转移概率、健康预期寿命及其余寿占比,依据风险转移概率之间的相关程度对老年人口失能率进行预测。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健康—失能的转移概率逐渐上升,失能—健康恢复概率逐渐下降,在高龄阶段,健康—失能转移概率迅速增加,且恢复概率很低;女性老年人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较长,但健康预期寿命的余寿占比低于男性;2016~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失能率呈上升态势,支持“疾病拓展假说”,在2026年前后达到“稳定”状态。上述研究结果提示,老年人口健康服务应注重预防,在政策设计、生活照料及设施安排上减少老年人失能的风险,延长健康生存期;同时从健康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出发,关注女性老年人口的健康服务需要,提高其生命质量。

 

中国成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地区差异分析——基于生命力死亡模型的分解                                  

李 婷

文章利用生命力模型分解内生预期寿命和外生损失寿命,考察了中国各地区2010年成年人口预期寿命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成年人口预期寿命存在显著差异,东、中、西部地区人口预期寿命梯度递减。男性内生预期寿命东西部差距较大,女性的外生损失寿命差异更明显。预期寿命相近地区的死亡模式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平均气温是对内生预期寿命影响最显著的指标,而其他经济发展因素和极端气温条件主要影响外生损失寿命。pm2.5浓度会显著影响外生损失寿命,但它对成年人口整体预期寿命的影响因选择性生存的作用而被削弱。对分地区死亡模式和影响机制差异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不同地区健康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机器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来自企业调查的微观证据                         

余玲铮 魏下海 吴春秀

文章基于广东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机器人应用如何重塑企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发现:(1)在理论上,机器人作为一种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载体,当机器人与劳动是替代而非互补关系时,机器人应用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2)问卷调查显示,企业的机器人使用率存在鲜明的特征差异,相比而言,出口企业、生命周期长、规模大、用工短缺、准备搬迁及非国有等企业的机器人使用率更高,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变化和竞争环境是促进机器人使用的重要原因。(3)机器人所产生的增长效应不会均等地惠及所有要素,虽然机器人同时促进了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前者增长幅度不及后者,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只有当机器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促进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4)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具有良好的劳动保护机制及国有集体企业中,机器人对劳动收入份额负面效应会有所减弱。

 

文章出处:《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